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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破題
遲到的「新聞」
安徽省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宣傳發動陣勢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現了。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一千三百萬農戶印發了《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一封信》，在三十五萬個村及村民組張貼了《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黨的政策迅速走進千家萬戶。
可以說，其聲勢之浩大，鋪天蓋地，這種場面，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安徽就再沒有出現過。
緊接著省委又從各部門各機關，抽調三百六十五名幹部，組成八十五個督查組，奔赴大江南北，長淮上下，宣講稅費改革的意義，解釋稅費改革的政策，督查各地落實稅費改革的情況。
這次安徽以省為單位搞的改革試點的方案，是由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確定的。歸納起來，大致是四句話：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項調整，和一項改革。具體內容是：取消現行的按農民上年人均收入一定比例徵收的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對農民徵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用三年時間，逐步減少直至全部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徵收使用的辦法。
其方案簡單地說就是「費改稅」。
原來的「鄉統籌」，即鄉、村兩級辦學經費的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費等五項由鄉鎮支配的資金，改革後被納入了農業稅，鄉統籌的名目被取消；原來的「村提留」，即管理費、公益金、公積金三項由村級支配的資金，改革後將其中的公積金剔除出去，由村民按「一事一議」的辦法籌集，而管理費和公益金均改為農業稅附加。
為便於廣大農民好懂易記，又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一正一附，一事一議。」「正」，即農業稅正稅；「附」，是指農業稅附加；規定農業稅附加的比例不得超過農業稅正稅的百分之二十。村裡興辦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的資金，實行「一事一議」，一律由村民大會民主議論決定，並規定此項資金每年每人不得超過十五元。
應該說，這次出台的以減輕農民負擔作為第一位目標的改革方案，將過去屬於行政事業性收費的「統籌提留」中絕大部分項目納入了稅收軌道，改「費」為「農業稅」或「農業稅附加」，這就使得原來一般性的行政行為，具有了依法徵繳稅收的性質，那些不在此例、無法可循的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都將失去其合法性，農民交納不交納已並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拒交。再說這次又有著空前的宣傳陣勢，上下聯動的強力推進，也迫使鄉村的幹部必須依法行政，這就為減輕農民負擔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為確保改革試點工作順利進行，安徽省人大常委會也行動起來。他們以極大的熱忱，對以往制定或批准的地方性法規，進行了一次全面而又徹底的清理。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凡與稅改精神不一致，或與減輕農民負擔政策不相符的各種規定，一律予以重新修訂，或乾脆宣佈作廢。
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和省涉農案件辦公室，三家也聯手發出《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詳細地宣傳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以及「一事一議」籌資和「兩工」的改革政策，並進一步把涉及農民的行政性收費內容作了一一公示。最後他們將准許收費的範圍，限定在中小學收費、計劃生育收費、農機監理收費、婚姻登記和建房收費等十項，每一項收費的數字也都規定得十分具體。譬如建房，除允許土地證每證收取工本費五元外，其餘的面對農民建房的一切行政事業性收費，統統取消；譬如婚姻登記，只准向農民收取結婚證工本費，並限定簡裝本的結婚證工本費為兩元，精裝本為九元，農民使用簡裝本還是精裝本，均由當事人自願選擇，不得硬性強求，除此而外，就不准再收取保證金、押金和代收其他的任何費用，更不得強行推銷禮品、宣傳資料、婚照等等服務項目。
在《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中，三家權威部門還分別公開了各自的舉報電話，讓農民吃顆定心丸，有了護身符。
這種惠民政策，不用說，很快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他們聽懂了，鬧明白了，知道了自己擁有的權益和維護這些權益的途徑，所以，無不拍手叫好，奔走相告。
我們在鳳陽縣小崗村，訪問了當年「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談到稅費改革給農民帶來的變化時，他興奮地說，這一年，對小崗來說，正是個難關，春上播種時頂頭遇到旱災，秋裡收割時又趕上澇災，有的地裡顆粒無收，還幸虧實行了稅費改革，大伙的負擔減了將近三分之一，不然，群眾的日子真不知該怎麼過!
早在安徽省作為試點省以前，還是回良玉任省長時，安徽就在原先阜陽地區進行改革試點的基礎上，發展到了沿淮一帶二十多個縣市，現在這些縣市改革的範圍進一步拓寬，內涵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農民負擔減輕的幅度也更大。其中，懷遠縣的改革還是得到了高層的肯定的。
過去，懷遠縣二十六個鄉鎮，絕大多數都出現過因農民負擔屢屢上訪的事件，一九九八年就發生了二百八十九件(次)，被稱作「安徽上訪第一大縣」。到了一九九九年，全縣開始搞改革試點，因農民負擔引發的上訪事件當年就降到了五件(次)。這次試點，算是懷遠縣的第二輪改革了，減負的成效因此就來得更加明顯。
二OOO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南方週末》一位記者走進了懷遠縣包集鎮林莊村宋莊村民組，三十七歲的村民宋家全正在自家院子裡篩芝麻。雖然那一年宋莊和風陽縣小崗村一樣，都碰上了春旱秋澇，收成低於往年，可一臉鬍子茬的宋家全看起來心情不錯。宋家四口人，經營著四畝五分地，上半年他們全種了小麥，午收以後又種了兩畝花生兩畝玉米，還見縫插針地點了一些棉花籽和芝麻。小麥畝產六百五十市斤左右，攏共收了兩千六百斤，按每百斤五十三元的收購價，合一千三百七十八元；兩畝花生一千斤，合一千元左右；兩畝玉米一千一百斤，合五百元左右。他家全年的種地純收人大約是兩千三百二十元。六月初，宋家全收到的納稅通知書上寫得明明白白：根據他家的耕地面積、計稅常產、稅率和今年的糧食收購價格，應交農業正稅一百七十八元八角七分，農業稅附加三十五元七角七分，兩項相加，共計二百一十四元六角四分；村裡公益事業的『一事一議』按規定最多不過十五元，就是說，把這次稅費改革的「一正一附，一事一議」全算上了，不到二百二十元。統籌款取消了；農業特產稅也按「不重複徵收，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徵收了，除此而外，宋家全按政策有權拒絕再交納任何稅費，於是他很痛快地按時交糧完稅，變得一身輕鬆。
他對記者說，要擱在前幾年，鎮裡村裡定的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他家四個人就要交到六百元，大多數的名目聽都沒聽說過，他一個農民怎能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讓人沒法承受。
包集鎮鎮長朱興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說，宋家全家的負擔從六百元降到現在的二百一二十元，不僅是數量減少，更是質的變化。「以前是用行政手段收費，是無序的，現在是依法收稅，農民容易監督，亂收費沒了名目和依據，只要認真執行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
二OO一年臘月的一場冷雨過後，我們也走進了這個包集鎮，見到了鎮長朱興年。他是本縣梅橋鄉人，當過六年民辦教師，一九八四年二十五歲時開始擔任副鄉長，以後分別在四個鄉鎮當過領導，一千便是十七年。我們見到他時，他正舒心地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喝著茶，一邊看著上邊發下來的文件。提到減負，問到稅改，他就高興地打開了話匣子。他說馬上要到年跟前了，過去逢到這種時候，誰敢這麼清閒地呆在辦公室，心平氣和地喝口茶呢，越是靠近年關越是忙，上門催錢逼糧呀!累斷腿不講，還最容易發生涉農事件，有時，甚至指望僱請的「收糧隊」也不行，必要時還得靠派出所扮黑臉。現在好了，給鄉鎮幹部鬆了綁，農民再也不用擔心吆三喝四的「收糧隊」上門扒糧搬櫃牽牲口了。農民的田好做了，幹部也好騰出手替農民實實在在辦些事了。
我們去的那天，包集鎮的黨委書記何雲剛從常墳鎮調過來，這是他在包集鎮上第一天班。何雲和朱興年二人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談起了溫家寶副總理到懷遠搞調研的一段佳話。
二000年四月十二日，安徽遵照中央的部署在全省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溫家寶就風塵僕僕地來了，要到「安徽上訪第一大縣」的懷遠縣去看個究竟。儘管溫家寶來得突然，地方黨委和政府還是作了周密安排。那天下午，車從京浦鐵路的重鎮蚌埠出發，經渦河旁邊的五岔路口馳人去懷遠縣包集鎮的公路。眼看就要到包集的地面了，溫家寶乘坐的車卻故意落在後頭，接著一個冷不防，車頭猛地轉了向，並且下了公路，直奔沒做一點兒安排的淝河鄉常湖村。他要「突擊檢查」一下那兒的農村稅費改革的進行的情況。
在淝河鄉常湖村，溫家寶在作了詳細的調查之後，感到確實不錯，這才又回到公路上。誰知，車子開出不遠，溫家寶發現路的一側有條簡易的機耕小路，他就又要司機拐下去，然後一直朝前開去，開到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過的那個林莊村宋莊村民組。
也許是因為在基層的地質部門干了十七年，一年到頭翻山越嶺，練就了一雙好腳板；也許是深居高位後仍然經常深入到第一線，溫家寶的精力顯得十分旺盛，走起路來腳底生風。他在林莊的村頭下車後，疾步進莊，就像那裡的常客一樣，同村民們熱情地打著招呼，隨便地停下來和老鄉們拉著呱，再不就是出東家進西家，他要來個眼見為實。
談起那天陪同溫家寶的情景，何雲不由肅然起敬。他說，四月十三日，縣裡本來是安排溫家寶去常墳鎮。車過王莊時，溫家寶忽然又喊了聲「停車」，車剛停穩他就跳了下去，走得飛快。
當時何雲還是常墳鎮的書記，為了跟上他，居然要一路小跑，竟累出了一身的汗。
應該說，常墳在懷遠縣是比較富裕的一個鄉鎮，溫家寶進了王莊村，卻是誰家房子差進誰家，誰穿得不好就專找誰調查。鎮裡事先組織好的座談會，泡了湯，在王莊的村委會裡，溫家寶卻開成了一個由他親自主持的農民談心會。他讓大伙放開談，往實裡講，揀真的說。
調研的結果，令他十分滿意。他確信，農村的稅費改革確實使這個產糧大縣、「上訪大縣」的農民負擔正在被減輕。
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一年，安徽省審計廳對全省十七個直轄市六十二個縣(市、區)的八十五個鄉(鎮)二OOO年稅改情況，進行了一次認真審計。結果表明，這些鄉鎮人均負擔已由一百二十三元九角八分下降到八十三元一角四分，比稅改前減少了四十元八角四分，農民負擔明顯減輕。
省委書記王太華在接受採訪時說：「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進展，總體上看是比較順利的。
「改革首先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經測算，改革後，全省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及附加總計為三十六億六千一百萬元，比改革前減少十一億六千四百萬元。加上取消屠宰稅和農村教育集資，農民總的稅費負擔減少了十六億九千萬元，減幅達百分之三十一。同時，省政府取消了各種面向農民的收費、集資、政府性基金和達標項目五十種，『三亂』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公元---000年八月五日，一個週六的晚上，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了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新聞。這顯然已經不是這條「新聞」的第一時間，而且它與「中央確定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時間，也已經相隔了五個月又三天。這當然不是中央電視台的「失誤」，只能表明，黨中央和國務院對這次改革的慎重與注重實效。因為這時午收已過，安徽省的農村稅費改革工作開局喜人，已經初見成效了!
兩份「內參」
農民負擔的減輕，意味著縣鄉財政缺口的加大。如何彌補這突然加大的收入缺口，一時成為他們火燎眉毛急於要解決的課題。
以最早進行稅改試點的太和縣為例，在開展這一輪農村稅費改革的二OOO年當年的收入缺口，就達到了九千七百三十二萬元，少了將近一個億!
錢不夠花，要麼開源，要麼節流。中央和省裡三令五申「確保農民負擔切實降低不反彈」，從農民身上再打主意這一重要源頭已被堵死。飯不夠吃，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只有減少吃飯的人。早在五年前開始搞稅改試點時，太和縣已經精簡過一些人，現在的缺口卻是比任何時候都大，只有辭退所有不在編的聘用人員，於是精簡鄉鎮中所有的超編人員，這些平日下不了決心也下不了手的事，今天都別無選擇地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可是，連清退不在編的聘用人員和精簡超編人員依然無濟於事時，對於在編的人員也要看鍋吃飯了，有的，不得不通過勸其病退，或提前退休，來壓縮編製。當然，誰退，誰不退，這中間還存在個人情、家庭背景等各種複雜的因素要考慮，但是，將吃皇糧的人數盡可能地壓縮下來，已屬刻不容緩!
減少吃飯的人以後，還要接著過緊日子。太和縣委縣政府，隨後又提出了「放筷子、停車子、關機子」的口號，並相應出台了《小車配備使用制度》、《接待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縣裡的六大班子如此，鄉鎮幹部的小汽車也就只好改作自行車，而且中午一律得在食堂吃工作餐，村級更是取消了招待費用……所有的資金都必須首先用於工資的發放，在不能保證工資正常發放的情況下，其他開支一律停止!
那些過慣了無拘無束快活日子的鄉鎮幹部們，對現在這種缺鹽少油的緊日子存有不滿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儘管這次農村稅費改革中央和省裡的決心都很大，絕大多數地方確實也做到了令行禁止，但總也有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
其中性質最惡劣、政治影響很壞的，當數碭山縣程莊鎮事件。
碭山縣，縣內其實並無山，倒是鄰縣附近有一芒碭山，秦末時曾為劉邦落難隱藏之處，碭山、縣名也許由此而來。它位於安徽最北部的黃河：故道，歷來以盛產酥梨而名馳天下，但這麼多年了，種梨的程莊鎮農民卻並沒由此富得流油，只因為那裡的農民負擔一直很重。僅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間，程莊農民人均負擔的各種稅費，就分別佔到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十一點九九、百分之十一點四一和百分之十三點二四，這與中央劃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相去甚遠! ；
年年收穫甜梨的程莊人，一年忙到頭，得到；的似乎只有苦澀與心寒。 ；
二OOO年，按照縣裡制定的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看，程莊鎮農民人均負擔仍有一百六十一元七角，在實際的執行中，鎮裡又無視中央和省裡關於嚴禁額外加重農民負擔的規定，根本不打算在開源節流上動腦筋，做點兒與這場改革相適應的事情，而是一切照舊，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一百五十五萬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一角二分錢。在徵收的過程中，不僅違反規定，按畝平攤，而且既不張榜公佈，也不下發納稅通知單，更不開具稅票，依然亂來胡搞。
好在安徽這次試點的透明度極高，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與廣大農民直接見面的，且不說省委、省政府印發的《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一封信》發到了千家萬戶，就是《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也張貼得滿道皆是，程莊鎮黨委和政府的這種做法顯然與上邊的精神不一致，許多農民便紛紛站出來抵制。
鎮黨委書記龐家良也並非凡角，他見群眾拒不執行鎮裡的決定，便認定村民們是犯上作亂，就決定給大家一點顏色看看。於是，一個由他提議，由鎮黨委鎮政府聯席會議通過的「思想政治學校」便正式開辦，他們將不能及時如數繳納稅費的農民，集中起來進行「教育」。鎮黨委書記龐家良親任名譽校長，鎮長傅正勇任校長，其他有關的黨政負責人一個個都分別擔任了副校長。
要求完成稅費上繳任務的時間確定在六月底，這對梨農來說，正是個「青黃不接」的日子，因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陸續上市，不把梨子賣出去，梨農們怎麼可能有錢呢?去借高利貸吧，很多人還不起。這樣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納數目的，名單便由村幹部提供上來，學校就出車上門去強行帶人。人到學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一百元不等的「乘車費」，然後，每人每天還要交上二十元的伙食費和住宿費。
打從進了鎮裡開辦的這所「思想政治學校」，梨農們就別指望還有人身自由。當時，正值盛夏，呆在屋裡不動彈還要汗流浹背，學校卻把大家趕鴨子似的轟到操場上，去曬太陽，還逼著一個個繞著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罵，甚至受到體罰。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來，責令父子兄弟之間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扇巴掌，巴掌必須真扇，且要扇出聲，不聽響不算，一次規定三十下。一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一片。
這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了呀，如此慘無人道強收稅款的野蠻行徑，自然激起了程莊鎮農民的強烈抗爭。一人呼，百人應，二支不討個說法死不回頭的上訪隊伍，分乘幾輛拖拉機，向四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奔去。
這事當即驚動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長張平急忙驅車，在距合肥已是八九十公里的長豐縣曹庵迎到了上訪人員。他耐心地聽著大家的申訴。他本人就是與碭山縣接壤的蕭縣人，對蕭碭地區的農民太瞭解了，他深知勤勞純樸的黃河故道兒女，不被逼得走投無路，是絕不會鬧出這麼大的動靜的。
張平誠懇地說道：「請大伙回去吧，不要再到合肥去，我明天就派人到程莊去調查。」他大聲向人們作出許諾，「請相信我，這事一定會處理好的。」
第二天，省農委主任助理許偉一行五人，從省城合肥趕到了幾百里外的碭山縣城。他們首先找到縣委書記馬駿瞭解情況，沒想到，馬駿竟說得十分隨便：「那個地方的老百姓，一貫不好好生產，就會告狀!」
許偉一聽，知道這位縣委書記是太年輕了，到了這種時候，尚不清楚程莊事件的嚴重性。便說：「我們下去看看。」
馬駿見省裡一行人執意要到下邊調查，就婉言阻止，指出下去的危險性：「你們這種時候去，人身安全恐怕都不可能有保障。」
許偉當然不信。憑他的經驗，只要讓群眾講話，並且尊重群眾的意見，絕大多數群眾還是通情達理的；相反的，如果一味迴避矛盾，甚至把群眾視為自己的對立面，事情就沒有不辦砸的。
許偉等人沒在縣城逗留，馬不停蹄地趕往鎮裡。
程莊鎮農民見省裡果真來了人，確信省裡的領導就是不一樣，言而有信，大伙趕集觀燈似地，紛紛迎出村頭，然後，齊刷刷跪倒在地，百感交集得落下了淚水。
許偉慌忙要大伙站起，忍不住地哽咽道：「我是受省委、省政府委派，來聽大家的意見的!」
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從省農經委的匯報中，瞭解了碭山縣農民集體上訪的真相，氣憤地說：「這樣對待農民群眾，還是共產黨嗎?我們要這樣的黨員幹什麼!」
他當即趕往碭山，要親自去處理這一起「程莊事件」。
不久，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安徽省監察廳，就這一事件查處的情況，向全黨發出了通報。通報指出，碭山縣程莊鎮嚴重違背了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無視省委、省政府的三令五申，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特別是舉辦「思想政治學校」，變相關禁體罰群眾，極大地侵害了群眾的利益，侵犯了群眾的人身自由，傷害了群眾的感情，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干群關係，造成了很壞的政治影響。對這種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無視黨的原則，背離黨的宗旨，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嚴肅處理。
研究決定：開除鎮黨委書記龐家良黨籍；撤銷鎮長傅正勇行政職務並留黨察看一年；撤銷鎮黨委副書記王法洲黨內職務；給予副鎮長孟凡昌、王巖行政記過；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馬駿、縣長沈強，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
「程莊事件」，以及後來受到的嚴肅查處，這在安徽省當時的廣大農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給那些因為財政缺口極想鋌而走險的鄉村幹部敲了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
其實，像碭山縣這樣的反面教材，在安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第一年，也並非獨此一例。王太華書記在接受採訪時，並沒有迴避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特別指出，由於監督體系還不夠完善，個別地方仍出現鄉村幹部上門扒糧抬物而引發事端的現象。具體指的就是皖東地區來安縣的廣大鄉。
來安縣，也是安徽較早開展稅改試點工作的縣份之一，各種政策法規的宣傳不可謂不到位，然而，這一年廣大鄉的負責人，在部署夏季農村稅費徵收：工作時，用的仍然是老辦法。他們在全鄉兩級幹部的會議上公開動員：「對少數有錢不給、有糧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必要時，還得採取扒的政策!」
鄉領導在大會上敢說這種話，村幹部的膽子就能大上天。
這個鄉的農民劉春國，原是本分的莊戶人，以往年年都是按時足額交納稅費的，雖不堪重負，卻從不多說一句話。偏偏全省啟動稅改工作這一年受了災，劉春國一時拿不出現金來，村幹部卻認為他是在同稅改工作對著幹，屬於有錢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一類，於是領著一幫如狼似虎的徵收人員，大呼小叫地強行扒糧，劉春國氣不過，當場喝下農藥，自殺身亡。
稅費改革畢竟牽動著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而這種利益不光是長時期形成的，又是同各種權力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因此改革任務的艱巨，是可想而知的，稍不留神，一些地方就會生發出各種各樣的花招，變著法子增加農民負擔。
鑒於這種情況，省委書記王太華，在大會小會上強調，要求全省各地進一步健全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機制，充分發揮群眾監督、法制監督、輿論監督等多方面的監督作用，暢通農民反映問題的渠道，盡快形成一個全方位的農民負擔的監督體系，以確保農民負擔得到嚴格控制。只有這樣，才談得上能夠長期保持穩定。
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發生的故事，就為王太華的此番講話作了最好的詮釋。
一天，安徽省發行量最大的《新安晚報》社的編輯部，突然收到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以「全體村民」的名義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黨中央、國務院在我們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目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我們打心眼兒裡表示感謝和擁護。但我們這裡在具體執行稅費改革政策時卻不從實際出發，將『計稅常產』核定為每畝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而且發下來的納稅通知書，規定要公示的『計稅常產』、『稅率』、『農業稅附加率』等許多項目全都空著不填，只填上我們應交多少錢。如果按畝產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計稅，我們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降低，比去年要高出老大一截，日子將更加艱難了……」
接到這封農民來信，報社領導非常重視，立即派史守琴前往調查核實。
史守琴算不上資深記者，卻是年輕記者中出類拔萃的，雖為女輩，巾幗不讓鬚眉，頗有幾分古道熱腸，敢說真話，敢碰硬，人稱「史大俠」。
這次，報社領導派她前往肥東，自然事出有因。從前肥東縣路口鄉的一個村，也反映過農民負擔問題，就是派她去調查核實的，為此，還鬧出個「半碗渾水」的佳話。那天，她因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一件剛從日本帶回來的大花連衣裙，竟也沒顧上換，就風風火火地上了路。當趕到那個村子，向田頭的農民說明自己的來意時，發現農民們一個個瞠目結舌，全好奇地看著她，她這才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套服裝幫了倒忙。她於是取出村民給報社的信，作進一步說明，誰知，一位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農民突然站起來，拾起身邊一隻藍邊大海碗，走到田溝處，彎腰舀起了半碗渾水，然後送到她面前說：「我們怎能相信你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你若不怕水髒，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你也許能替我們說幾句真話。」史守琴一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一眼，胃裡便覺有東西在翻；不喝吧，馬上就得走人。她聽不得對方說出那樣的話，於是，心一橫，毫不猶豫地接過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當快要喝完時，碗被奪了過去，她看到，青年農民臉上呈現出慚愧之色，在場的農民表情也都變了。
那次採訪結束後，一村的農民全出來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一程又一程。
後來她用一篇報道給村民解決了問題，為表示感謝，一位七十多歲的農村教師冒著那年少見的大雪，給晚報送來一幅丈二對聯，上書：「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後她堅定了一個信念：「站在黨旗下，盡心盡力為老百姓說話!」
這次，當她看完這次村民寫來的信，心情很沉重，當即就出發了；實地調查核實後，她變得越發不安。從瞭解到的情況看，那裡的農民，對中央稅費改革的大政方案並無異議，對省政府確定的農業稅率和農業稅附加率也都沒啥意見，只是對龍塘鄉「核定」的「計稅常產」，每畝竟高達一千零四十三公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變著法子加重農民負擔。因為畝產數字「核定」得越高，農民按規定稅率需要交納的稅金就越多，已經多到了他們無法承受的程度。
村民丁有發，拿出過去交的收費卡和今年的納稅通知書給她看，丁有發家兩口人種了不到兩畝地，以往上繳的是一百六十一元四角八分錢，今年稅費改革了，卻要上繳兩百二十一元五角九分錢，稅費改革本來是要減輕農民負擔，現在卻越改負擔越重了!
村民楊尚祿給史守琴詳細算了他家一年種田的收支明細賬。他說，他家四口人，種著三畝三分田，買稻種花去六十七元五，農藥用了二十元，化肥是一百九，從電灌站打水的支出一百四，前後兩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給了五百，稻穀脫粒八十，這樣把投入加起來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將近一千元。再說這兒一畝稻子常產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一季收了一千八百一十五公斤，按今年糧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購價，可得一千六百六十九元八；一季油菜，收了兩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兩項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農業稅、水費和淠史杭工程外資還貸，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一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這兒，楊尚祿苦澀地一笑，說：「這還沒算完。前幾天，村會計又來要錢，說是清溝費還有一百二十二元；建電灌站，建在哪兒還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澇費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費的二十二元九角五，鄉村道路費的五十元四，總共加起來，就又是三百零一元一角八!但這錢我沒給。我卻特地要村會計寫了一張交費條子，我是存心要告這個
史守琴確實看到了那張條子。她也替楊尚祿算了一筆賬：這一年，楊尚祿一家四口人，從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勞力且不算，扣除各種稅費之後，就只拿到了四百一十四元八角七分錢!一家人，一天竟攤不到一元二角錢；即便就是算上一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錢!
在一盒普通火柴都由兩分錢漲到了一角錢的今天，三角錢又能幹什麼用呢?
楊尚祿一臉無奈地對史守琴說：「負擔這麼重，叫我們農民怎麼過?我們村裡的農民都商量好了，『計稅常產』不降下來，鄉、村幹部還繼續背著上邊亂要錢，我們就只有全都退田，出去謀生。」
史守琴聽了，心中一震。
她也納悶：一畝田的「常產」能達到一千公斤嗎?她找到龍塘鄉黨委書記王文中，王文中也承認不可能達到，「那麼，在核定『計稅常產』時，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干呢?」她直截了當地問。
沒想到，王文中也是滿肚子苦水：「誰也不想定這麼高，但如果不這樣，鄉、村兩級政府就運轉不靈。」
他也為記者算了一筆賬：按實際常產，照稅費改革的規定計稅，今年鄉級財政收入較往年就要減少十多萬元；全鄉十個村委會的收入，也就比過去減少四十七萬八千多元，這樣兩級幹部的工資，辦公費用，興修水利，修路，綠化，報刊雜誌的征訂費，以及支付五保戶的生活費，等等等等，就統統有了困難。
他說農民有農民的難處，鄉村兩級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認為出台的稅費改革方案需要重新修訂和補充，方案制定得太死，基本上沒有兼顧減負與平衡的關係，下面在操作上就一點靈活性都沒有。
鄉長李澤芬也想不通：「我個人認為，上邊在制定政策時，應該是對減負面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每戶農民都達到減負目的，這在理論上講講可以，實際操作不可能做到。」
史守琴採訪歸來，遲遲沒有動筆。她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性很強，而且又是在試點階段，肯定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鄉、村兩級幹部遇到的這些困難，確實也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是需要認真探討和解決的；當然，稅改後的農民負擔非但沒減，反而加重，這肯定也不是稅費改革所希望看到的，楊尚祿一臉無奈說出的那番話，更是需要引起上級領導深思的。
因此，她認為，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反映出的農民負擔，不僅僅是個需要「曝光」的問題，如果寫成一篇內參文稿或許會更加合適。
於是，二OOO年十二月十一日，史守琴以《「計稅常產」緣何放「衛星」》為題，將三清村全體村民寫給報社的信，連同她的「調查附記」，編成了一期《新安內參》，直報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省政府正副省長和省政協正副主席，同時，抄送合肥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省市稅改辦公室。
「吏大俠」的此番用心，不僅使三清村的農民「計稅常產」，由每畝一千零四十三公斤，實事求是地降到了七百九十公斤；內參出來後，常務副省長張平還牽頭召開了一個專門的會議，會上根據安徽省的實際情況，對全省農業稅的徵收工作確定出一個雷打不動的「上線」：「計稅常產」每畝不得超過八百公斤。有了這一條「高壓線」，安徽全省類似龍塘鄉變著花樣兒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隨之被徹底根除。
晚報的一次「輿論監督」，不僅引起省委、省政府對鄉鎮和村級組織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高度的重視，進一步加快了配套改革的試點工作，而且僅在「計稅常產」的問題上，就使得全省四千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證。這消息，傳到龍塘鄉三清村時，全村人都感到歡欣鼓舞。後來，楊尚祿受大夥兒的委託，準備買上幾大盤「千頭鞭」或是「萬聲雷」，拿到晚報社門口痛痛快快地放上一回，以表他們的喜悅感激之情，但一來「大俠」不允，說即便是感謝，也要感謝黨的好政策，二來又聽說，合月巴市早就禁放鞭炮，不好亂來，這事才作罷。
南極人的喜淚
在稅改試點工作日益深人人心，各地也不斷地冒出些反彈故事的時候，在江南富甲一方的寧國市，卻傳出了一條轟動一時的新聞：南極鄉三十八戶擺弄山核桃的農戶把鄉政府告上了法庭。
接著，就有更詳細的消息傳來，說要告鄉政府的不光是三十八戶，準確地說應該是三百一十八戶；說農民不光把鄉政府給告了，同時被告的，還有寧國市財政局和林業局；還說農民們又怕寧國本地的法院審理不公，就直接把官司打到了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地區法院考慮這是南極鄉農民在全省實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期間，起訴鄉政府強行徵收稅費的行為違法，這在地區，乃至在全省，都是第一例，且原告人數眾多，影響較大，按照規定就予以受理，只是他們念及這麼多農民要從寧國的南極鄉，跑到宣州城裡來打官司，花銷太大，訴訟的又是一件事，完全不需要這麼多人一齊出庭，推出部分代表就可以了，這依然是從減輕農民的負擔考慮，於是就成了現在的三十八戶。
人民法院，依法保障農村稅費改革，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新聞!
案情特殊，但案件本身並不複雜。原來，早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旬，寧國市政府為搞好農業特產稅的徵收試點工作，曾組織過一個工作組開進盛產山核桃的南極鄉，對全鄉山核桃的稅源進行過一次全面的普查。不過，普查歸普查，農業特產稅徵收計劃的數字，還是層層下達下來，寧國市不得不依然像往年一樣下派了稅收任務，這任務顯然與普查的結論出入太大。就是說，如果按上次普查到的情況徵收，南極鄉便根本完不成交下來的任務，鄉政府也不得不依照過去的老辦法，以稅定產，把分解後的指標作為任務下達給各村，再由各村如法炮製，最後分攤到戶。
每年，南極鄉政府都是這麼干的，並沒覺得有什麼不妥；擺弄山核桃的農民，以往也都是這麼繳的，雖然不滿，胳膊總歸扭不過大腿，只好就這麼認著。現在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已經同農民零距離接觸，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
不按照實際產量收稅，首先就背離了稅費改革的政策，更何況，接到徵稅通知單一看，竟發現在徵收山核桃農業特產稅的單子上，還被注有「含育林基金」，這就把稅費混收，「搭車收費」了；而且有的甚至把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重複徵收，明擺著是在胡作非為了。
農民們氣不過，忿忿不平地罵道：「黨的好政策，盡叫這些歪嘴和尚念糟了!」
鄉政府發下來的《農業特產品計稅產量核定通知單》上印得明明白白，農戶對核定的數額如有異議，可在三十日內向徵收機關書面申請複查，徵收機關將按規定程序予以複查，並以複查結果作為依據，據實徵收。現在，南極鄉的農民還真的就要「按規定程序」向鄉政府叫板了。
第一個拍案而起的，是南極村下洪村民組三十六歲的青年農民吳深田。先是由他執筆寫了複查申請，然後二十多位村民就跟著先後在申請上簽了名。但是，當他們把這份書面報告交給鄉幹部程桂萍和唐承權時，二人卻拒收。這下惹惱了下洪村民組的所有農戶，他們就把下達給各家各戶的核產通知單，統統退還給了鄉政府。
接著聯合村的所有農戶，也全把核產通知單退了回去。
很快，事態進一步擴大。關嶺村栗塢村民組二十六位村民，也向鄉政府遞交了《要求實事求是徵收農業特產稅的申請報告》；沒過多久，關嶺又有七十位村民再次寫出報告。
這時南極鄉的農民已是群情激昂，強烈要求核查山核桃產量的書面報告，接踵而至，紛紛要求鄉政府重新核定山核桃的產量，以減輕因強行下達指標給村民造成的過重的負擔。
然而，所有的申請報告都如泥牛人海，鄉政府既不打算重新核定全鄉山核桃的實際產量，更不願做出任何解釋，這使得已經激化的干群矛盾，迅速惡化。不過，南極鄉政府並不懼怕干群關係的這種惡化。在許多農戶的山核桃剛開始采收，尚未售出的時候，鄉里便開始行動。儘管中央一再強調，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可他們依然組織起有司法機關參加的徵收工作組強行徵收。還劃定出一個時間界線，超出期限一天，交納山核桃的計稅價格，就要從每斤八元增加到十三元；徵收期間，還對不能及時足額交納現款，或對計征產量與價格表示不滿的，就破門入戶扒糧抵稅，或扣押東西抵稅；稍不順眼還會當場抓人。
對南極鄉政府這種濫用行政權力利違法亂紀的做法，許多村民想到去市裡或地區上訪，請求上級領導機關出面干涉；也想到去地區或省裡的報社，甚至想到與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取得聯繫，求助新聞記者下來曝光。但是，也有不少人靜下心來作了認真分析，覺得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是中央親自部署的，既然有黨中央為農民撐腰，國家又制定了那麼多的有關規定，民告官已是有法可依，難道說南極鄉的大老爺們連個「秋菊」也不如?學一回秋菊打官司又何妨!不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咱也試一試這話是否就當真!
第一個當眾站出來的，是被強行用山核桃抵稅、妻子也被抓進過鄉政府的南極村下洪村民組四十六歲的紅臉漢子吳雲凌。吳雲凌牽了頭，接下去便滾雪球似的，呼啦啦站出來三百一十八戶農民，要同南極鄉政府對簿公堂。
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無論怎麼看，這都是中國農民了不起的進步。當然，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宣城地區法院很快依法受理了此案，院長劉順道十分重視，不但多次聽取匯報，還指派副院長吳玉才和行政庭副庭長陳衛東，及時深入到寧國市南極鄉去協調這件事，後在協調無果的情況下，便依照法律規定，要求原告補正起訴狀內容和補充提交起訴證據，同時，要作為被告的南極鄉政府提交答辯狀。
南極鄉政府在答辯狀中，避而不談司法機關參與了徵收工作組的事實，辯稱鄉財政所徵收農業特產稅的具體行政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出具給村民的完稅收據是財政廳統一印製的，且加蓋有「南極鄉人民政府專用章」，所收稅款還是進了財政金庫的，這不能說是亂收費行為；更避而不談中央的稅費改革政策，辯稱寧國市政府過去下文要求財政和林業部門，互相代征農業特產稅和育林基金，並採取一張票徵收的辦法，因此鄉財政所在徵收農業特產稅時代征育林基金的行為，既沒超越職權，也不屬於「搭車收費」。只是承認，在徵收過程中，「難免存在不足甚至失誤之處，應當接受群眾監督，並及時改進」，但依然辯稱：「對少數抗稅者採取強制措施行為是合法的。」
在以生產「文房四寶」中的宣紙而聞名於世的宣城，我們在地區法院採訪了本案的主辦人陳衛東。陳衛東庭長說，處理這樣的行政訴訟案，就要求法官不但要掌握全國人大通過的那些有關的法律，對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規也要熟悉，特別是，從這個案子看，中央部署安徽作為稅改試點省，這就更需要把稅費改革的政策，爛熟於心。總之，他認為，依法為農村稅費改革保駕護航，是人民法官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我們趕到宣城時，宣判大會剛開過，陳衛東介紹說，通過調取證據，又案經庭審質證，合議庭最後認為，被告南極鄉人民政府提舉的有關統計南極鄉山核桃產量的證明材料，只屬一般年度統計數字或屬預測估產證明，不能作為核定農戶山核桃實收產量的依據，原告質疑理由成立，予以採信；被告對原告所述基本事實沒有提出反證，僅是對有關性質問題提出辯駁，質疑理由亦不能成立。
在公開宣判的那天，正趕上初夏的一場豪雨。南極鄉的五六百號農民，包乘了九輛大客車，頂風冒雨，趕到宣城。陳衛東審判長一看來了這麼多人，不可能全讓大家進入法庭，怕會鬧出個什麼意外，就慌忙迎上去，說你們懂得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很好，說明大家有很強的法律意識，因此希望今天能夠出庭的，和不能出庭的，也都能盡量表現出當今農民良好的素質，模範地遵守法庭的紀律。經陳衛東這麼一動員，他發現，站在雨地的農民群眾，頓時秩序井然。只有一個農民，突然衝動地擠出來，準備要向他提出什麼，卻頓時遭到大家的反對。這場面，又讓陳衛東有說不出來的感動。
在宣讀長達二十四頁紙的《判決書》時，陳衛東曾窺視了一下站在旁聽席上的農民代表，他發現大家就那樣一動不動地站著，沒有一個人交頭接耳，甚至聽不到一點響動，哪怕只是輕輕地咳嗽。
轟動一時的寧國市南極鄉民告官的官司，以民勝官敗而告終。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南極鄉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核定徵稅的具體行政行為；宣判強制徵收行為違法，未按規定徵收育林基金的行為同樣違法；本案受理費全部由南極鄉人民政府負擔。
宣判結束時，南極鄉副鄉長周小平已是眼淚汪汪了，他顯然感到委屈，也感到困惑；因為今後南極鄉政府依然無法依照規定去「據實徵收」農業特產稅，而且有些任務壓根兒就是上邊攤派下來的。許多農民代表更是淚流滿面了，他們委屈過，憤怒過，現在當他們擁出法庭，和站在大雨中的黑壓壓一片的農民匯合到一起時，就已經分不清流淌在他們臉上的，是雨水，還是淚水，因為他們運用法律的武器，對鄉政府隨意徵稅收費的行為予以了成功的抵制!
天下第一難題
細想下來，自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大包干之後，中國農村的改革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只是因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單兵挺進，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就一直沒有被觸及。這次稅費改革卻不同，它讓農村中長期潛伏著的各種問題先後浮出了水面，這也就為整體挺進、統盤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契機。
至少，在鄉鎮體制上存在的種種弊端就被空前地突顯出來。
首先是，這種體制下的鄉鎮組織，干了許多不該幹的事。它們常常超出實際能力地進行公共設施的建設，又過多地參與了農民們的市場活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別無選擇地被擺上了桌面。
其次是，養了許多不該養的人。鄉鎮如此，村級同樣如此，因此精簡人員已是不容迴避。
再就是，花了許多不該花的錢。先看村級，別的不說，單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門強要訂的報刊費用，就足以耗盡一個村委會的全部財力，不向農民口袋裡掏錢，就啥事幹不成，而那些報刊又大多與農事無關，最後全當廢紙處理。再看鄉鎮，在安徽省壽縣負債高達一千一百多萬元的一個鄉，這次稅改嚴格了一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這筆費用就省下十三萬；嚴格·了一下電話管理制度，也節支近三萬；健全了一下用車制度，省了十四萬；規範了一下用電制度，又省下十一萬；假如三年內不再安排基礎性的建設支出，預計每年僅通過節支就可以減少赤字一百萬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一改嚇一跳!
而其中，尤為突出，尤為緊迫的，還是機構的臃腫，人滿為患。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便成了天下第一大難題。
用安徽省常務副省長張平在全省鄉鎮機構改革現場會上的話說，就是：「吃皇糧，橫向看，超過了任何國家；縱向看，超過了歷朝歷代。你說我們能養得起這麼多人嗎?養不起，最後只有轉向老百姓去斂財，搜刮民脂民膏，橫徵暴斂。當然我不是指現在都是如此，但不堅決管住，發展下去，就難避免這個趨勢!」 』
也應該看到，農民不合理的負擔並不就是那麼簡單。如果說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現行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們今天的改革不作綜合改革與整體推進的設計，勢必會顧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不是設在國務院的綜合管理部門，而是放在財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財政、財經和農業三個部辦領導牽頭制訂，他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慮到本部門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和教育集資，財政並沒有相應地投入，這樣做雖然部分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卻使得農村的義務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機。比如，這一方案很少考慮過去各地改革試點已經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經驗，依然毫無道理地保留了無法讓人據實徵收的農業特產稅，無法做到據實徵收，就依然會造成鄉村幹部的隨意亂收；同時將原來「村提留」中的公積金，從「農業稅附加」裡剔除了，好像是把它從農民的負擔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還是農民的負擔，而且這種「一事一議」，就極有可能為以後的亂收費留下隱患。特別是稅費改革確實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同時也給鄉鎮正常運轉和村級組織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從全省看，稅費改革後鄉鎮的收入普遍減少三成多，村級收入減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僅使正常的工作難以開展，也嚴重制約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畫餅充飢，改革的目標就會落空；而解決這些問題最現實，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簡機構，分流人員，壓縮開支，減負輕擔。
安徽省五河縣，正是在解決這個「天下第一難題」中大膽突破，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敢於率先走出這步險棋的，是當時的五河縣委書記朱勇。這是一位從祖國西部導彈發射基地歸來的轉業軍人。正因為在內蒙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爬摸滾打過，·就沒有什麼困難可以讓他低頭。
朱勇以為，要帶領大家搞好這樣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是需要領導班子的人格魅力。他說：「改革，要先改到自己的頭上。」
五河縣也是沿淮一帶過去較早進行稅改的試點縣之一，那時試點，他們一次就清理清退了鄉鎮不在編和臨時聘用人員兩千三百五十四人。動作不能算小，由於工作做得細，就沒發生上訪或是鬧事的。當二OOO年四月，安徽將稅改試點在全省鋪開時，朱勇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把稅費改革簡單地理解為稅費徵收辦法的一次改變，不是大刀闊斧在全縣減員，減事，減費，減機構，且不說鄉、村兩級的正常工作將難以維持，中央部署的這次農試點，五河縣也就只能是轟轟烈烈一陣子，過後又恢復老樣子。可是，精簡機構，分流人員，需要面對的問題會很多，困難也大，必須動真格的，既要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更要拿出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勇氣，否則今天按下了葫蘆，明天就起了瓢，這方面的教訓已經不少。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僅鄉鎮的機構上已經精簡過好幾回了，結果都是風聲來時雷鳴電閃，事情過後皮蛋輕鬆，總是陷入一個「精簡一膨脹一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惡性循環，甚至，越精簡，越膨脹，始終走不出這個怪圈。現在中央和省裡都下了這麼大決心，革了「費」的命，剩下的問題就看下面各級黨委和政府，敢不敢引火燒身，給自己真正來個「釜底抽薪」。
在五河縣六大班子的動員會上，朱勇操著濃重的外鄉口音說道：「這一次咱要來，就來點真傢伙，胡弄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長久的!」
當然，辦法不是坐在辦公室可以想出來的，以往的經驗也不一定都是可靠的，惟一的方法就是深人實際，深人群眾，像毛澤東說的那樣，你要親口嘗嘗「梨子的滋味」。
採取大動作，須有大氣魄，並伴之以周密的計劃與安排。為此，縣委開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進百村、住百天、訪百戶」的活動，調動起縣鄉兩級上千名幹部，下村駐點，拿出了當年鬧土改的勁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老老實實做好調查研究，切切實實摸清社情民意，分析深化改革可能出現的那些矛盾和問題，悉心探索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具體的操作方法。
為確保此項工作萬無一失，縣委書記朱勇，縣長張桂義，以及六大班子負責人，率先垂范，親赴第一線。全縣二十個鄉鎮，二十個縣級幹部「分兵把守」，「駐點包片」，什麼時候把負責的鄉鎮機構改革的任務圓滿完成了，什麼時候才能打道回府，撤回縣城。
先行試點的最大經驗就是：一個決心不走樣，六大班子一齊上。領導班子的精神狀態，決定著這場改革的成敗。因此，朱勇特別強調：在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的問題上，縣級、科局級的領導幹部，尤其不准優親厚友，不准打招呼說情，不准搞人情照顧，必須堅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誰違規就查處誰」，而且決不搞「下不為例」!
從二OOO年九月一日開始試點，九月三十日全面推開，到十月二十日全部結束，歷時五十天，五河縣成功地開展了一次後來影響到全省的「三並三改」工作。「三並」，即並村、並校、並事業單位；「三改」，即改革鄉鎮機構、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人事制度。
先談並校。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學、相對集中、務求實效」的原則，五河縣農村中小學，由原來的四百三十五所，合併成為二百四十所，撤銷了一百九十五所，減少面達百分之四十五，接近半數；分流在編教師一百七十五人，從而使得全縣農村中的整體學校佈局、師生比例以及師資力量相對變得更加科學合理。
和並校同步進行的，是並村。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著眼於規模適度和便於管理，大村並小村，強村並弱村，穩村並亂村，把全縣四百三十八個村，撤並為二百二十五個村，減少了二百一十三個村的編制，精簡面達到百分之四十九。這樣一來，村幹部就由早先的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銳減到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減少了兩千零六十七人，人數精簡過半，高達百分之六十五；村民小組也由三千一百二十二個，調整為一千七百五十六個，減少了一千三百七十六個，精簡了百分之四十四。
並村並校工作的整體推進，為鄉鎮機構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更提供了保障，接著，全縣鄉鎮黨政機關內設機構，就由二百二十個，壓縮到四十五個，砍掉了一百七十五個，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事業單位也由二百五十六個，壓縮到一百二十四個，砍掉一百三十二個，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實有人數由一千二百九十二人，精簡為七百六十八人，精簡掉五百二十四人，達到百分之四十一；其中財政全額供給人員，由九百八十二人，精簡為五百二十人，精簡掉四百六十二人，也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值得稱道的還是，在這次鄉鎮機構的改革中，縣委特別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歷次機構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種精簡，多是單純的機構合併或撤銷，很少考慮職能的轉變，尤其是功能的分解；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只看重形式，不觸及自身內部的利益層，當然，那時更不可能會想到要去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次「三並三改」之後，一些職能相近、業務交叉、工作任務較為單一的單位，如農業技術推廣站、畜牧水產站、水利建設管理站、林業站、農業機械管理站都被予以合併，變成了農業技術服務站；土地管理所、村鎮建設規劃站也合併成為土地村鎮建設站；法律服務所和勞動服務站均改制為社會中介機構。除還保留原計劃生育服務站及文化廣播電視站兩站而外，通過合併、撤銷、劃轉，就將鄉鎮原有的十三四個事業站所，壓縮成了五個。當然，在精簡壓縮機構和人員的同時，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為促成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各鄉鎮都增設了經濟開發服務中心，城關鎮還特地增設了社區服務中心。在黨政機構的設置上，鄉鎮還都將原先門類齊全、分工過細的十餘個內設機構，作了較大的壓縮：除城關鎮和三個中心建制鎮，設立了黨政辦公室、經濟發展辦公室和社會事務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而外，其餘的十六個鄉鎮，只保留了黨政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和經濟發展辦公室，而辦公室主任、副主任也大多是由黨政班子成員兼職，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幹部的職數。
「三並三改」的最大特點，是五河縣的鄉鎮機關從此不再是「五臟俱全」。
由於鄉鎮機構改革的順利實施，有力地推進了五河全縣鄉鎮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增強了五河縣農村基層幹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一句話：改出了壓力，改出了活力，也改出了生產力!
有人說：這樣「傷筋動骨」，是在削弱基層黨的領導。朱勇卻說：減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強黨的領導!
十二月九日，臨近年尾，省委書記王太華也來到五河縣。他就如何進一步深入開展農村稅改工作，與縣裡的四大班子主要負責同志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談。
他談得很細。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鄉鎮分流人員的安置上，一是三年待崗期間的工資要發；二是到企業以後，企業開展養老保險時，在機關當公務員這段時間也應計算在內。
他說並校的工作，現在才起步，我們從數量上，表面上，撤並了，但大量的工作，有待進一步完善。將來在農村，不論中學還是小學，都要強調規模辦學，合理辦學，並且要通過教師競爭上崗等措施，不斷地提高教學的質量。他說現在農村的學生一年的學費，等於農民白種了幾畝地或白養了一頭豬，學校收費高的主要原因是輔導材料太多；過去沒有輔導材料、同步試卷，不也培養了那麼多的大學生嗎?減輕學校負擔，減輕學生負擔，就是要從減輕學生的書包這些具體的事情上抓起，同時要禁止向學生收取看電影、素質教育等這費那費。
他說，稅費改革了，農民負擔減輕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將所有的村支部書記，都用財政包起來呢?你們可以試一試。那些機構改革中比較好的，甚至可以包括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我看都是可以到村裡任支部書記的。如果他能當好一個村支書，以後到鄉里、縣裡來工作，就絕對沒有問題。村級集體經濟下一步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這些同志不是本村人，可以很超脫，就一心撲在工作上。當然下派要實行任期制，要進行任務考核，完成任務考核目標的，就可以成「飛鴿牌」，再換另外的年輕幹部接著干，這是基層組織建設的需要，農村發展和農村穩定的需要，更是鍛煉幹部的需要。
他說鄉鎮機構改革後的轉變職能，重點要做到「三個統一」、「三個為主」。這就是：過去是對上負責，現在要對上、對下統一負責，並且是以對下負責為主；過去是單一靠行政命令，現在既要摘行政命令，又要靠法律、民主、教育的辦法，而更多的是要以法律手段、民主手段、教育手段為主來開展工作；過去只是完成任務，包括要完成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等任務在內，現在要轉變為把完成任務和搞好服務統一起來，而且，要做到以服務為主。
他說：「三個代表」的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王太華回到省城後不久，省委就從全省各市縣挑選出了三千名優秀年輕幹部，派到貧困村、後進村去擔任黨支部書記，以加強那裡的基層黨組織建設；隨後不久，省委又從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抽調出一萬名優秀幹部，自帶行李，進駐全省一萬個經濟相對滯後、基層組織相對薄弱的行政村，幫助派駐村建立健全以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各種規章制度，完善村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的運行機制。當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市場規律、尊重群眾意願地幫助那裡的農民迅速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安徽省各地開展的農業結構的調整、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工作，差不多也就和農村稅費改革同步進行了。
一號議案
在安徽省全面試點的頭一年，雖然出現過淮北平原的碭山縣陳莊鎮，江南山區的寧國市南極鄉，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南不北，地處江淮之間的肥東縣龍塘鄉和來安縣廣大鄉，也照舊是我行我素，甚至鬧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總體的形勢，還是令人振奮的。稅費改革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給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推動了鄉鎮財稅征管體制上的改革，改善了黨群干群關係，也促進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建設，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一句話：開局喜人。
也許正因為有了如此喜人的開局，二OOO年十二月十三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就在北京發表了這樣一個講話：「明年將加快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步伐，中央財政也將每年拿出二百億元人民幣用於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這項改革。」
二OO一年二月十五日，《新華網》接著也發佈了一條有關的新聞信息．：《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展開》。消息稱，「二OOO年三月，中國政府決定先在安徽全省開始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今年在全國推廣，二OO二年基本完成。」
這是新聞傳媒第一次公開披露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明白無誤地表明：從試點，到全國推廣，直到基本完成，每一個階段只用一年時間；整個工作不超過三年。就是說，被稱作繼土改、「大包干」之後中國農村第三次偉大改革的農村稅費改革，將在本屆政府任期之內大功告成。
面對如此消息，不少有識之士深表懷疑，覺得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因為，這項改革已經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許多問題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才逐漸暴露出來的，有許多我們過去不曾熟悉的東西，還需要進一步去認識，尋求凸現出來的這些新問題的解決辦法，也有待時日。可以說，這場偉大的改革，還只是剛剛破題，現在就宣佈此項工作將於二OO二年「基本完成」，無論怎麼說都過於草率，而且，讓人不可思議。《新華網》上的消息，顯然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新華網》發佈這條消息不久，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便在安徽省省會合肥市隆重召開。
因為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了黨中央、國務院在農業發展的新階段為解決好「三農」問題採取的一項重大舉措，又是事關各省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所以，決定將被擴大試點的二十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國務院有關各部的部長，幾乎盡數趕往了中國中部的這座城市。
據統計，合肥的會議，僅正部(省)級領導就來了四十八位。因此，這個會，不但成了安徽省歷史上規格最高的一次會議，也成為中國近年來有關農村改革規格最高的一次全國性會議。
會上，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兩會期間出現了一件轟動性的事件，合肥會議的精神肯定就會很快地在全國更大的範圍得到貫徹落實，就像《新華網》所說的那樣，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試點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時間推向全國。
但是，在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的一件議案，卻改變了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這種進程。
合肥會議這邊剛剛結束，那邊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就在北京拉開了序幕。會上，朱鎔基總理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十五」期間要把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許多代表聽了朱總理的工作報告，心中的感傷卻遠多於興奮。因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這類「常識性」的話，幾乎是每會必講，已經不知講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農」問題依然還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之後，當農民負擔問題日益突出，一九九O年二月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了堅決制止亂收費和各種攤派的決定，這以後差不多年年都下達這樣的通知或是決定，但時至今日，農民負擔仍是叫人扼腕歎息的一樁事情!
福建代表團的人大代表饒作勳發言時，就坦陳當前農民最擔心政策不穩，最怕的是負擔過重；四川代表曹慶澤，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總理的報告中雖然提出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但是並沒有舉出突破性的過硬措施。
與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先後召開的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共有十位委員在大會上發言，其中半數言及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
兩會期間，丹麥記者甚至反問到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農民，只是城裡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在大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曾就中外記者關心的農村稅費改革給大家詳細算了一筆賬：
「我們目前從農民手裡收取三百億元的農業稅，六百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那裡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億元，甚至還要更多。我們這一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我們現在收取的三百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五百億元，也就是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四，把其他的鄉統籌、村提留的六百億元和亂收費一律減掉。當然，農民減負擔，地方財政會有缺口，這個缺口很大，中央財政又會拿出二百億到三百億米補貼給困難省區市的農村的。但是，這個缺口還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億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地方財政的缺口究竟會有多大?
農民負擔真的一年就只有一千二百億嗎?「甚至還要更多」，這「還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總理都沒有具體說。
決定農村稅費改革的成功與否，能否真正地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其關鍵之處，無疑就在於把賬算清楚。這些至關重要的東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一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數。
《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對此作過具體的調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國農民的負擔遠遠不止一千多個億，至少是在四千億元以上!」
他分類列出幾筆賬：全國縣、鄉、村所欠債務有六千億元之多，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需支付七百萬名老師的年工資就是八百億，每年支付校舍維修、設備儀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債等就有五百億；全國縣、鄉黨委政府及各有關部門「幹部」計有一千九百多萬人，村、組級「幹部」兩千三百多萬人，每年工資一項就又要兩千五百億。
以上三項，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億元以上。
此外，全國近三千個縣，約有近三萬個科局，近五萬個鄉鎮，七十萬個鄉鎮所屬部門都需要運轉，還有四百萬個自然村近八億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公共晶的需求，這些每年至少還要三千億元。
總之，在縣以下的各項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農民負擔的。農民的口袋就是縣鄉財政。若按現在的農民負擔政策，農民每年的實際負擔則高達四千億至五千億元!
與農民的實際負擔如此之大，這顯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而農民負擔卻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所在。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朱鎔基總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過的那句話：「我們往往把好的情況當作普遍情況，而又誤信下面報喜，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還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為稅改在安徽試點已經一年了，一年裡，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著重重困難，可謂竭盡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從心。改革試點之後，鄉鎮村級組織的經費變得捉襟見肘，還可以從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增效節支上來尋求解決的途徑，但是，目前實施的這個稅費改革的方案，將原有的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予以取消，而這個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當多的農村中小學辦不下去，農村教師拿不到工資。如果安徽的同志不把試點工作中出現的這種有關義務教育上的問題，及時反映上去，並得到有效的解決，一旦中央將稅改工作在全國展開，農村義務教育受到的衝擊，以及造成的損失，那將會是無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覺得有責任將這件事寫成一個議案提交大會。
於是，就在這次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安徽省代表團在認真總結了一年來農村稅費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後，提交了一份要求加大基礎教育投入，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的議案。
安徽省代表團提出的這個議案，頓時在各省的代表中間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轟動一時的熱門話題，並被列為這次大會的「一號議案」。
發起這個議案的，是安徽的一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廳的副廳長胡平平。
胡平平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為兩會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
胡平平已經當過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為人民代言，早已成為她自覺的行動。她所以會想到要提交這樣一個議案，不光因為她是教育廳副廳長，她本人也就是教師出身，再說安徽又是農業大省，關注農村教育的發展，尤其是鄉村教師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便成了她萬死不辭、樂此不疲的一件事。
通過認真調查，胡平平發現，安徽在搞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鄉鎮財政撥款；二是向農民徵收「三提五統」中的一項，即「教育附加費」；再就是向農民搞「教育集資」。一九九四年以前，各地農村基本上都沒有欠過教師的工資，九四年因為實行了國稅地稅分稅制，地方上的財力受到了削弱，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就主要依賴於向農民收取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餘下的，全省農村每年教師工資還有的三億元的缺口，是靠向銀行借貸發放的。截止二OOO年，僅這一項的負債，已累計高達十七億元。實施稅費改革之後，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兩項收費全被取消，改革後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要求從鄉鎮財政預算中安排，可鄉鎮財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糧，這筆經費其實便沒有了著落。省教育廳為此作過調查，二OOO年安徽全省鄉鎮可用財力只是四十六億元，而全省鄉鎮負責供給的六十六萬人的工資額就已經是四十九億五千多萬元，根本沒錢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況，稅費改革的兩項有關教育的收費，每年空出來的缺口就是十一億元。按規定，農村中小學危房的改造，每年還需要三億元，以前這錢也是靠向農民伸手解決的，現在也就不能再向農民收取。這樣加在一起，安徽全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上的缺口，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形勢一下變得十分嚴峻。僅稅費改革搞得最早的一個阜陽地區，截止到二OO一年春天，就已累計拖欠教師工資六億一千七百二十七萬元，全地區平均拖欠教師十個月工資；有的，是自稅費改革以來就再沒給教師發過工資!
全省農村義務教育欠下的教師工資、銀行債務、教育佈局調整的基建費用以及危房改造資金，累計高達六十多億元!
胡平平一想到這些就心急如焚。
這麼大的缺口怎麼辦?似乎也只有兩條路町走，要不就是把百分之四十的農村中小學停辦，再不就只能這樣繼續拖欠下去。
農民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憂心忡忡地說道：「現在是，輕了農民的擔子，餓了教師的肚子，誤了俺們的孩子!」
許多農村教師百思不解：國家既然禁止了鄉鎮政府的亂收費，那麼首先就得保證這筆龐大的開支有「出處」，這道理聽起來似乎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因為那麼多的城市義務教育經費，又是如何解決來源的呢?怎麼沒見哪個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費來辦義務教育呢?農民已經交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本就該和城裡工作的市民一樣成為納稅人，按照「公共財政」的原則，中央政府財政收人的支出就應該考慮到全體國民的利益，不應該「城鄉分割，一國兩策」。況且，從根本上說，義務教育本就應該由政府財政撥款，否則還叫個什麼「義務教育」呢?
問題的癥結當然不在稅費改革，只是由於稅費改革工作的展開，使得這樣一個長期被農民負擔掩蓋的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突顯出來，這就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嚴重脫離，以致地方財政收入太少而負責的事務卻又太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同樣說明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目前中國的義務教育的投人中，百分之七十八由鄉鎮負擔，這其中，絕大部分又是由農民「買了單」；百分之九由縣財政負擔，縣鄉兩級的負擔高達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還負責了百分之十一；中央負擔的，僅是百分之二左右!
無論怎麼看，這樣的政策設計，都是極不合理、也無道理的。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奮一個民族的強大動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都僅次於軍事費用，佔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教育經費卻僅佔到三十分之一。這讓人難以思議。
我們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是長期的熟視無睹，這同樣讓人不得要領。
建國五十多年了，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不再年輕，但是在中國的農民中，沒有接受過起碼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萬?而且還有那麼多的文盲。面對今天經濟文化依然如此落後的中國廣大農村，如果我們不迴避事實，就不能不承認，在教育上，我們確實是個失敗者。
中央實行財經集權的初衷，就是為了集中財力辦大事，而九億農民義務教育的事還小嗎?
應該說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這不僅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實際需要，更是貫徹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國務院早在一九九三年就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規定：教育經費的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世紀末應達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也僅實現百分之二點七九，少投入了一點二個百分點。二OOO年，我國生產總值實現八萬九千四百零四億元，財政收入達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按照《綱要》規定的教育投入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四的目標，就應增加一千一百億元以上的教育經費。
如果中央財政按照《綱要》的規定拿出一千一百億元，中國的農村義務教育乃至農村稅費改革中的許多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們必須認識到，要求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對農民「發善心」，也不是在對他們搞「施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O年，國家僅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差就從農民那裡無償地拿走了一萬億元；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糧食定購價低於市場價，從農民的手裡拿走的就更多。
我們已經欠了他們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應該再這樣欠下去了!
胡平平決計要寫這個議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協四大班子領導的高度重視。最後，省裡決定將它作為安徽省代表團的一件議案，提交本次大會。
一號提案一出現，不僅引起兩會代表的強烈反響，還引起出席過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的二十個省區領導的格外注意。現在，他們都認真地算了一下細賬，於是先後寫出報告，要求中央財政幫助解決試點工作中轉移支付所需要的資金。有一個省，只是要求解決義務教育和機構改革的實際困難，就申請補助一目零五億元。各省加起來，少說也有一千多億元!
改革，改出這麼大的缺口，這是朱鎔基沒有料到的。中央財政也不可能一下支付出那麼多的。
是呀，積羽沉舟，群輕折軸。
中國農村的問題是長年積累的結果，更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綜合顯現。問題實在是太多，也太複雜了。
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毫無疑問是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位的目標。但深究農民負擔的成因，其複雜的程度，卻足以讓所有人都會感到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有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的原因；有匱於投入，基礎薄弱的原因；有財政體制不順，流通領域梗塞的原因；有城鄉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監管失控，貪污腐敗的原因；有社會和經濟上固有的，深層次的，許許多多的原因；當然，也有農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說過：中國的經濟要出問題，可能就出在農業上。因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當我們感覺到需要認真解決它時，就可能已經發展成了大問題。
二OO一年四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閉幕不久，海外傳媒突然熱鬧起來，關於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遭遇流產的報道連篇累牘。
當然這是毫無根據的。「確保農村稅費改革取得成功」——中國政府的這種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沒有流產，也不可能流產，只是再聽不到《新華網》曾經披露過的那個改革的時間表。中央重新作出決定：繼續由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全國其他省區暫不擴大試點。
儘管這種調整，與合肥會議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這種變化，前後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但這確實又是極其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最冷靜而又最明智的決策!
就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受挫、流產的時候，人們卻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看到朱鎔基總理正在安徽農村視察，他勉勵安徽省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再接再厲，努力解決好農村稅費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堅決把這項改革全面引向深入。
寄希望於安徽
我們在採訪中獲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稅費改革一年後的二OO一年，朱鎔基總理就先後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期間，他在合肥周邊的農村調研；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許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趁著「五一」期間的長假，閤家老小外出旅遊時，他卻又是在安徽的農村度過的。兩次來皖，朱總理恪守諾言：不照相，不題詞，不讓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輕車簡從，甚至，不讓發消息。
對於這兩次總理來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沒有再像以往那樣刻意準備，更沒挑選「亮點」甚或造假給總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著普遍的代表性的。
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鎔基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帶領教育部、財政部、農業部等十多個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省長許仲林的陪同下，驅車前往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發軔之地阜陽地區。這時阜陽地區，已改為阜陽市，他們來到了有著三十多年歷史的阜陽市穎上縣十八里鋪鄉宋洋小學，重點考察稅費改革試點之後義務教育的目前情況。
望著教室裡空落落的幾十張破舊的課桌，朱鎔基顯然有些詫異，他問校長王偉：「怎麼沒有凳子?」王偉解釋說：「為了節約經費，凳子都是學生自己帶。現在放假了，學生就把凳子都帶回家了。」
那些破舊的課桌油漆幾盡脫光，而且全沒抽屜，為了放書，不少抽屜竟是簡簡單單用線繩穿織而成的。
「這些課桌有多少年歷史了?」朱鎔基若有所思地問。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沒有換過嗎?
「沒有。」
朱鎔基伸出手，下意識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課桌，就在這一瞬間，記者按動了相機的快門。
從後來《安徽日報》發表的這張圖片看，簡陋的教室裡，看不到講台，站在單薄而破舊的課桌後面的王偉校長，在回答著總理的提問；雙手輕撫桌面的王太華書記，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顯畫面；從繁華的大上海走出來的教育部長陳至立，聚精會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稅費改革的財政部長項懷誠，面部的表情，顯然是十分複雜的。
「這個學校在縣裡是什麼水平?」朱鎔基問王偉。
王偉答：「中等。」
朱鎔基沉默良久，摸著斑駁的桌面感慨道：「很艱難啊!」
那天下午，朱鎔基就在這所宋洋小學裡，召開了一個農村基礎教育的專題座談會。當場聽取附近的鄉鎮幹部和中小學教師，對義務教育的意見和建議。
主持會議的省委書記王太華，開門見山。他說：「總理非常關心稅費改革對農村義務教育有沒有影響。今天請大家暢所欲言，要講真話，不怕講錯話，但絕不能講假話。」
王太華的開場白，使在座的幹部和教師多少有點意外。因為過去每逢市領導來檢查工作，縣裡鄉里總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許說成績，不許說問題，更不准隨便說，如今來了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卻要大家暢所欲言，要求講真心話，不怕講錯話，特別強調不能講假話，這幾句話一講，講得不少人心頭一熱，有的差點掉下淚來。
穎上縣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打了頭炮。他說，他是打心裡擁護這場稅費改革的，希望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改善黨群干群關係，推動農村各項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改革之後，鎮村兩級的正常運轉卻有了很大問題，正想找個機會把意見提上去，想不到總理親自下來了，太華書記又把話說得這麼懇切，他也就打消顧慮，坦率直言了。
他說：「我們這個地方地處偏僻，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供養人員和教師工資過去就不能按月發放，稅費改革後，困難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經欠發教師津貼七十二萬元。」
朱鎔基認真聽著，這時問身邊的宋洋小學校長王偉：「你們學校教師工資欠發嗎?」
王偉說：「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兩個月工資，二OOO年欠了四個月工資，今年上半年的都發了。」
「過去八個月的都補發了嗎?」
「沒有，掛起來了。」
朱鎔基望著王偉又問：「教師每月發到多少工資?」「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還有其他補助嗎?」王偉實話實說：「沒有。」一位鄉幹部接過王偉的話，忙向朱鎔基解「有的教師家裡有承包地，還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鎔基聽了，語調嚴厲地說道：「不能因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師的工資呀!」
插嘴的鄉幹部感到自找沒趣，顯得灰頭土臉。 『
接著，十八里鋪鄉黨委書記羅土宣發言。他談到目前農村中小學存在的四個突出問題：一是危房改造難；二是學校佈局調整資金缺口大；三是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四是「兩基」(基本掃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礎教育)欠賬較多。
朱鎔基一邊聽，一邊思索，突然問坐在邊上的夏橋鎮小學校長張勇計：「學校向學生是怎麼收費的?」
張勇計說：「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交一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級交一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麼錢?」朱鎔基追問。
張勇計說：「以小學五年級為例，每學期，每個學生，雜費五十元，書本費四十九元，作業本十元。」
「還有別的嗎?」
「還要向鎮裡交上四十元。」
「為什麼要向鎮裡交呢?」朱鎔基轉過身問，「鎮長來了沒有?」
聽說夏橋鎮鎮長沒來，朱鎔基就問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學校也向你們交錢嗎?」
李敬業說：「要交三十五元。」
「為什麼要收這個錢?」
「主要是用來返還教師工資。」
朱鎔基轉身又問王偉校長：「你們學校也向鎮裡交錢嗎?」
王偉說：「不交，但收的費中有一部分是要頂教師一個月的工資的。」
「其他學校怎麼樣?」朱鎔基決定來個刨根問底。
六十鋪鎮小學校長陳乃平說：「我們是交一部分留一部分。」
通過和鄉鎮幹部、中小學校長的面對面座談，朱鎔基終於發現，農村有不少中小學的收費，大大超過國務院下文規定的農村義務教育收費的標準。他沉吟片刻說道：「感謝大家，讓我瞭解到了真實的情況。」
十八里鋪中學教師吳多順，這時發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師專畢業的，現在月工資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縣直中學的教師低一半，比市裡的中小學教師低的就更多。」
穎上縣教委主任陶俊之，接著說道：「農村中小學教師質量不高、年齡偏大問題普遍。一些學科教師緊缺，最近二十年，全縣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畢業的外語教師。」
朱鎔基一直認真地聽著大家的發言，在結束這個座談會時，他不無感慨地說：「看來，農村的基層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還存在不少的問題。農民負擔能不能減輕，義務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證，這應該成為我們檢驗稅費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標誌。這個問題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得另想辦法，只是千萬不能在農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這方面探索出新的經驗來。」
分手時，朱鎔基已經上了車，只見他突然從車窗裡又探出頭來，聲音低沉但很堅定地說：「謝謝大家對我們說了真話，使我們瞭解了很多過去所不瞭解的實際情況。很對不起大家，讓你們受委屈了。我們回去一定想辦法。」
說得在場的幹部群眾無不動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著淚水目送總理遠去。
這以後，朱鎔基還到了安徽省的廬江縣新渡鄉，與農民進一步地懇談；回到合肥之後又聽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匯報。
在匯報會上，他首先對安徽省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在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中敢為人先、知難而進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同時指出，農村稅費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而且又是在當前市場糧價持續下降、農民增收渠道不多、鄉鎮財政普遍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需要我們解決好不少棘手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支持，但全面推進這項改革，又必須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安徽等地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情況看，不僅在改革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將來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切實防止農民負擔的反彈，這與農村各級黨政幹部素質的提高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密切相關。如果安徽在稅費改革中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保證了義務教育等各項事業健康發展，還培育了廣大幹部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正氣和作風，這就在全國帶了一個好頭，也就為我國的改革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朱鎔基最後說：中央寄希望於安徽。中央決定，農村的這項改革，必須在安徽全省試點取得明顯成效，並總結出成熟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在全國進行，否則，貿然推開，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欲速則不達啊!
這年十月，安徽省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在省城召開，會上傳達了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這就是：從今往後，義務教育實行「分級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方針。明確規定：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由鄉鎮改為縣級財政承擔。
為支持安徽省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二OOO年中央財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二OO二年增加到十七億元。
儘管這種支付，對正將這場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財政所暴露出來的巨大的缺口來說，不過只是杯水車薪，但是，「輸血」搞改革，也決非中央政府推行這場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過農村稅費的合併、暗費變明稅的辦法，來進行地方支出總量的控制，以期既減輕農民負擔，又逼迫縣鄉尤其是鄉級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然而正如農業專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樣，當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全面引向深入，當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執行者角色的時候，管制型統治模式的弊端就會暴露無遺：中央、地方和農民，不會攜手尋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這其中處於最弱勢地位的，自然就只有農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嚴重脫節而未作修補，縣級財政依然捉襟見肘的今天，巨大的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由鄉鎮轉移到縣財政承擔，能解決問題嗎?
事實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員私下透露，現在有的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村級開支「一事一議」範圍的擴大和標準被鬆動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默許鄉政府和村委會拍賣公共財物來填補財政缺口，而對於公共財物的界定農民永遠沒有發言權的，以致出現農民在自己的田間地頭種樹還要再向村裡「贖買」回來的事情；甚至，明火執杖地，新一輪的向農民公開集資的現象再次發生……
原有的矛盾並未化解，新的問題又浮出水面。
如果將這一切都解釋為農村幹部的素質和作風問題，這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來講，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 第九章 敢問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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